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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农民工子女的留学路:被改变的命运

“4月1日那天,我收到了加拿大UWC(世界联合学院)的全奖录取通知书。晚上,我、妈妈、王泽方、王雪蒙、老孙、吴郎,我们一行人坐上了去安徽六安的大巴,风尘仆仆……”

两年前,拿到通知书后,在上海生活了十年的王新月,和家人、朋友一起踏上了返乡旅程。十年来,因为读书求学的问题,她曾数次往返于六安与上海之间。而这一次返乡,终为这段一度前途黯淡无光的生活画上了句号。

幸运儿

去加拿大之前的最后一个清明节,王新月回乡给爷爷奶奶上坟。

“傍晚,我们在大伯的带领下,来到爷爷奶奶的坟上给他们上坟。记得当年为了生活,我们随爸爸妈妈去了上海。那年我8岁,王泽方6岁,王雪蒙4岁。当时爷爷刚好去世,一晃已经10年了。”她将这一次回老家的经历写成了《回乡记》。

那还是2000年,在安徽农村生活了八年的王新月,跟父母一起去了上海。来上海之前,王新月的爸爸在老家当过中学老师。

家乡贫困,很多学生弃学走上打工之路,当老师的父亲不愿孩子也走上这条路,他狠下心来到上海打工,为三个孩子寻找新的出路。

但上海的大门对外地小孩是关闭的。他们无法入读公立学校,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。这些学校条件普遍很差,教学质量不高。王新月只能进入了宝山区沪皖农民工子弟学校念书。

好在糟糕的环境之下,也有偶尔出现的一线亮光。王新月和更多农民工小孩来到上海的幸运之一便是遇到了张轶超和“久牵志愿者服务社”(以下简称久牵)。

张轶超是复旦大学学生。2001年,在校报采访中偶然得知农民工子弟学校落后的状况后,成立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团队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。

第一次站在沪皖打工子弟学校门口时,他们的愿望强烈:要让这群从未好好看过世界的孩子真正领略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。

最初,他们只是去给农民工学校募集文具、上英语课,但却发现这并不能真正改变农民工小孩的生活。在张轶超看来,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,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。

他和同伴开始张罗着在课外提供兴趣课程,自己集资出钱租赁场地,教授天文、地理、摄影、日语等。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“久牵”,意即“长久牵手”,长久免费地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。

当同伴们逐渐散去,为各自的生存与生活奔波忙碌时,张轶超坚持了下来。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,他进入了上海一所国际学校教书,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“久牵”,陪伴着农民工小孩的成长。

王新月遇到张轶超是在小学三年级,此后张轶超便走进了她的生活,带着她成长。他带他们去捉蝴蝶,让小孩子自己去感受很多东西,在感知中去认识这个世界。

“久牵”也成为王新月生活中的一个重心。

在经历资金短缺、场地退租、人员四散的困窘之后,2006年是“久牵”的一个转折点。这一年,张轶超与美国人柯慧婕一起成立了“放牛班的孩子”合唱队,并寻找在上海各大演出大厅的表演机会,经此募集到了更多资金,得以租下一套两室一厅,有了常规的活动基地和钢琴、扬琴、电脑等许多设备以及大量的图书。

王新月很喜欢“久牵”的书,生性调皮的她,常常将书带回家,带到学校送给同学,和他们交换书来看。管束不了她的张轶超,一度生气地要将她赶出“久牵”。

现在回头去看,王新月仍然感慨自己的幸运:在农村有爷爷奶奶的宠爱,“我爷挑担子会一头放我,一头放石头,从村里走过时全村小孩都羡慕我”,来到上海她又遇到了张轶超,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。

回乡与返沪

然而,美好的小环境终究敌不过冷峻的大环境。临近小学毕业,王新月的父母面临着选择:让她呆在上海念初中,还是回老家?

张轶超在“久牵”教过的不少农民工小孩,都徘徊在回老家还是留上海读书的两条道路上。留在上海将无法在本地参加中考。若想要参加高考念大学,就得回家参加中考。

成绩好的小孩,家人大多会选择送回老家。成绩不太理想的,张轶超会建议留在上海念中专,在他看来上海资源丰富、信息广泛,留下的价值更大。

王新月生在一个重视读书的家庭。“我爷爷奶奶很重视教育,觉得能多读点书就多读点。我爸受影响,对我们的教育也很重视。”最终,家人决定让孩子早点回家,以适应老家的教学环境,在老家中考。

2004年,王新月又回到了六安,念六年级。

然而,在上海呆过之后,回乡的农民工小孩已不能适应老家的环境。在老家,王新月没有朋友,没有归属感,回到家乡却仿佛是异乡人。

不会讲家乡话的她,却得听老师用家乡话上课,用家乡话骂人,“骂得很难听”。生性调皮的她,带着同学逃课,去隔壁的果园偷桃子,成为频繁挨骂的问题学生。有一次被骂后,她忍不住与老师顶嘴,在办公室里闹得动静很大,气得老师打电话给她父母告状。

而王新月也一直闹着要回上海。终于,母亲决定把她接回上海。王新月如愿以偿。

在张轶超看来,那时的王新月就已经很有主见。“别人不习惯也就算了,可能就随波逐流到中考。但是她整天和老师闹,最后迫使她妈妈把她又接回上海。”他说,“这一段很重要,因为她若没有这么顽固,后来就不可能去UWC了。”

回到上海,王新月面临读初中的问题,糟糕的现实环境又一次摆在了面前:农民工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公立学校相差甚远,但进入公立学校却很难。

张轶超一直在为这些小孩的义务教育想办法。2004年秋天,听说上海宝山区高境三中只要通过考试,并交纳一学期880元借读费,农民工子弟就有机会入学,他立即带了七个学生去申请。尽管考试成绩普遍很差,但在张轶超的说服之下,高境三中仍接收了三个学生。

2005年,王新月回到上海后,也参加了高境三中的考试,却因英语只得了30分而被拒绝。她找到了张轶超,托他去帮忙说情,学校给出一个条件:两个月后再来考一次英语。

那两个月成了王新月记忆中最踏实学习的两个月。在大学生志愿者的辅导下,她每天8点起床开始学英语,一直学到晚上八九点。两个月后,她的考试成绩变成了80多分,成功进入高境三中。

班里只有两个外地孩子,可因为王新月成绩好,她被班主任任命为班长。一度,王新月乐观地认为可以在上海升高中。

“当时她还相信有办法在上海考高中。可能是老师跟她有过口头上的暗示,也有她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些保证。”张轶超说。

幻想最终在初三下学期破灭,政策没有放开,她这才真正意识到现实与前路的灰暗。

“信心挺受挫的,觉得很不公平。”她回忆起当时的状态,“成绩很好却不能参加中考,也不想回老家,觉得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
初中毕业后的暑假,王新月发过传单、经常和卖水果的小伙伴腻在一起,一度想要不再念书,直接去做生意。

她的妈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仍觉得好气又好笑:“成天吵着,妈妈给我三百块钱,给我五百块钱,我去进点水果来卖。”

在张轶超看来,这只是王新月受打击的表现。本来是全班第一名,却不能参加中考,所以需要找个宣泄口。

但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张轶超,都不希望看到她中止求学之路。

“虽然我们不能中考高考,但我爸说我们该读中专读中专,该读大专读大专,然后专升本。”王新月说。

于是,她去了上海一所中专继续读书。

还有一条路,是张轶超指明的:在国内考大学难,可以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。

复旦哲学系毕业生张轶超在大学时成立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,毕业后一边在国际学校教书,一边投入大量精力在“久牵”,十年来帮助许多农民工子弟得到更好的教育。

推开的大门

进入中专后,王新月感觉非常不好,混日子的氛围让她无法接受。

“我不想一个人在广阔的大海上漂流。又或许是我很胆小我不想一个人去冒这个险。我想和身边的人一起去,想有人给我做伴,想看到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或者正在找寻自己的航向。”她曾用文字记录下那段时间的心情。

2010年夏天,她拉上了“久牵”的同学去上英语补习班准备考托福,试着迈出出国留学的第一步。

托福的成绩并不理想,另一道曙光却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2010年的冬天,张轶超了解到UWC正在中国招留学生,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新月。

UWC,中文名字为世界联合学院,创立于1962年,意在将不同国度、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,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。目前共有12所学院,分布在世界各地,除了中小学教育外,还有两年的大学预科学院。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捐助。

中国在1973年送出了第一批UWC学生,此后一直由国家部委选派,后来下放到诸如残联等不同部门。进入UWC的学生,两年结束后可申请海外大学,毕业后多留在国外工作。在UWC的毕业生中,不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、思科(中国)发展总监等。

2010年,由其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,负责统一选拔学生。

王新月便是第一拨被这届理事会面试的学生。

最初,看到全中国只录取25个人,她觉得希望渺茫,没有当回事。

这年的12月15日是申请书投递截止日。12号,张轶超找到王新月,逼着她填了申请书。仍没当回事的她,填完便扔到了脑后。

春节,她收到了邮件。“哇噢,让我去面试!”她简直不敢相信。

面试进行了一天,包括模拟联合国答辩、户外挑战和单独面试。

在模拟联合国答辩中,大家分成四个组,讨论一个问题:如果世界末日来临,你只能选五个人去新的星球,你会选哪五个人?

其它的组都只选择了诸如教授、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女人等比较强势的人,留下了老弱病残,王新月他们却没有放弃弱势者。

“理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会选择强者,因为要到新的星球去建立新的家园。但我们觉得不能太自私,不能因为这个就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。”她说。

最终,她所在的小组得到的评价最好。

而在单独面试环节,她和面试官聊得很开心。

“那时,问我作为一个不能参加中考高考的人,对中国教育的看法,我就说中国有很不公平的体制,比如对农民工子女的不公平,不仅会造成现在一代人的隔阂,也会造成下一代人的隔阂,会极度两极化。”

她的回答和表现让面试官印象深刻。赵宾毕业于UWC,现在是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,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。三年前,正是他面试了王新月,现场的对话他至今难忘。

“你在国外想做什么?”

“想做跟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,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。”

“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,怎么改变?”

“我要拍纪录片,让大家去看,在看的过程改变人们的想法。”

赵宾面试过许多人,很多人懂得面试技巧,答案早就设计好了,王新月的答案或许也可以设计,但她眼睛里闪出的火花却是无法设计的。

“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,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会用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、很有能量的人。”赵宾说,“她正是UWC想找的那种人,有梦想、能坚持、可以改变世界的人。在我这些年面试的人里面,这样的人不超过5个。”

王新月面试通过了,UWC加拿大分校的大门向她敞开,并提供两年41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。

清明节回乡之旅,王新月将好消息带给了疼爱她的爷爷奶奶:“跪在坟前给爷爷奶奶烧纸钱,风真的很大!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和大伯、大妈对爷爷奶奶说的话—在告诉他关于我们姐弟三个的情况,当然也把我将要去加拿大的消息告诉了他们,让他们在地下能够安息。”

继续改变命运

在UWC的两年,王新月仍是活跃分子,改造废弃的蔬菜大棚,参加辩论赛,组织加拿大同学来中国实地考察,纠正他们对于中国的偏见。

两年后,要准备毕业论文,她研究的是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,并利用暑假回上海做调查,采访上海人、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、NGO。后来论文登上了校刊。

毕业后要申请大学,她选择了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的西蒙弗雷泽大学。面试前,考官已经知道在学校小有名气的她,并对她的毕业论文很感兴趣。

“我没有责怪上海人和农民工的任何一方,重点是去解释为什么这个现象存在,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方。”王新月解释了她的论文观点,“当地人没有给农民工一个机会去接纳对方,农民工也没有给城市人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。这样发展下去,双方隔阂越来越大,所以政府需要放宽一些政策,让农民工感到被认可。要从学校开始,积极促进农民工和上海人的交流,从小孩开始促进融合。”

她又一次通过了面试,并拿到了这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。

每年暑假回国,她都会去“久牵”和UWC中国理事会帮忙。

“她很有想法,经常参加公益活动,组织同学来中国考察,效果都很好。”UWC中国理事会委员王颐对王新月评价颇高,“她是跟UWC理念很匹配的人。”

UWC中国理事会副理事长华晓杭近年招聘了不少逆境中出来的人。他们或因自身残疾,或因家境贫寒,或因政策限制,发展受阻,但却都目标明确,充满了读书求学的渴望。

“逆境出来的人可能分三种情况,一种就是完全的排斥、逆反,一种是幸运儿,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,但对社会很反感,认为这个社会是非常自私的,所以我也要自私,要将一切利益抓在自己手上。”华晓杭说,“但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人:他会正面去看待逆境与不公,并愿意去改变。”

“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公平的事情,但如果大家只是去指责,而不去做哪怕一点点改变,这个社会就会永远不公平下去。如果能通过王新月这样的人,带来更多正面的能量,这个社会才会更好。”华晓杭说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对于未来,王新月决定最终还是要回国,回到上海。无论做什么工作,“大多数的精力会放在NGO、‘久牵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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